机械钟会取代文学吗？
此刻，夜色深沉。坐在房间的角落，电脑屏幕冷冽的蓝光照亮我的脸，屏幕上的数字计时器毫无情感地告诉我：现在是22∶31——这个时间准确无误。
在这个时间点，也许十几公里外的同事正在埋头于一堆未完的工作，也许几百公里外的学生正在为了明天的考试熬夜复习，也许一千公里外在上海、成都、西安的朋友们正在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中冒险，在KTV的彩灯下放声歌唱，在安静的书房里寻找写作灵感，或是在街头巷尾欣赏着城市的夜色。我们都共享着同一个精确的时刻。
这个数字时刻，没有时差，没有误差，它以一种无情的魔法将我们的时间转化为可度量、可比较、可交换的数字。我们有时候感到忙碌，有时候感到孤独，但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这个数字时刻的束缚，大家在同质化的时间里生存。
而在很多年前，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里写道：“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比如，如同书写文字的发明一样，日历也是农业国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曾经，时间计算和空间相关，和人类的模糊感知有关；而现在，时间计算与空间无关，只与上一个时间节点有关。
现代性的后果，[英]安东尼·吉登斯
译林出版社 2022
机械钟的运行依赖于储存和有规律地释放能量（通常由弹簧或重力驱动），由此驱动一组齿轮和擒纵机制，这些齿轮按照固定的幅度来移动指针，在钟面上显示出准确的时间。这个小小的机械装置像一位严谨的指挥家，让每一刻都可以被精确地计算和掌控，无论是国王还是农民，商人还是学者，都必须遵守这个冷酷无情的规则。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时间成为全球共享的资源。
这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德·帕多瓦（Thomas de Padova）在《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中转述英国海军官员佩皮斯（Samuel Pepys）对机械钟的看法：“上帝啊，看看我怎么还是那样幼稚可笑，下午坐车的时候竟然忍不住，非要一直把表拿在手里，还看了100遍时间！我不得不说：我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是怎么活了那么久的！”这种感慨很有代表性。作为一位文学理论的实践者、一位教写作的老师，它触动了我对文学的联想。
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德]托马斯·德·帕多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在机械钟出现之前的漫漫岁月里，时间显得如此诗意，它仿佛是由无数片断的记忆、情感和故事组成的一幅巨大画卷。人们记录下了时光的流逝，这些记录总是与自然元素紧密相连：清晨的露水、夜晚的月光、春天的花香、秋日的落叶。我们感受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与宇宙的运行息息相关。这种感觉给了我们一种归属感，一种深深的安慰。
不过，机械钟出现了，时间被一种可控模式管理起来，我们首先捕捉到的是抽象时间，而非可感时间。那么，之后和时间有关的诗性真的消失了吗？事实上，机械钟没有完全把时间机械化，它无法因此取消掉日升月落的自然以及进退省思的主体，它的作用是让时间分裂为双重轨道：一条是精准的时间测算，它帮助市场、科技、管理、规划高效地运行，提供现代性的可能福利；另一条却仍旧是模糊、直觉的时间感受，它溶解于个体的身体里，仍伴随我们感知时间，形成诗篇。
靠机械钟精准矫正自己的生活节奏，并把电器写进长篇小说的作家，我们能说他的作品没有文学性吗？文学性没有消失，文学性改变了。
接下来让我们问一个问题：“机械钟会取代文学吗？”这是一个好奇怪的问题，“机械钟”与“文学”这两个名词似乎不该由动词串联起来，出现在同一个问题里。而当我们把这个奇怪的问题扩展，又会形成奇怪的问题家族：“汽车会取代文学吗？”“钢笔会取代文学吗？”“电线会取代文学吗？”
也许你不同意我关于机械钟的类比，不过，如果换一个类比，你可能就会感同身受——印刷术。在印刷术时代，它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文学性没有消失，文学性改变了。
印刷术、计算机与文字加速魔法
从唐代的木版印刷到宋代的活字印刷，再到德国的谷登堡金属活字印刷，印刷术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慢慢合并为一个双螺旋，二者互相促进。活字、油墨和印刷机，使得大规模、快速地复制文本成为可能，这极大地改变了书籍的制造和传播方式。文字领域的“机械钟”出现了！
活字印刷和机械钟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精确化、细分化和机械化的早期示例。精确化体现在每一个活字的标准化生产中；细分化表现在印刷过程的分步进行，从活字的排列到墨水的涂抹，再到纸张的印刷上；机械化则是通过简单的机械过程完成了复杂的任务。这三个特性并行，让读写以指数级别高速运转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人们接触知识的可能和获取知识的速率。
不过，如同机械钟让旧的时间诗性被新的时间诗性替换，对文字的去魅也开始了。文字曾经被视为神奇的符号，手写的卷轴曾经是知识的载体，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词都充满了魅力和神秘，但是印刷术的出现洗去了文字的神秘色彩，让它的光芒暗淡下去，变得平凡。
当印刷术首次出现在欧洲大陆上时，很多人除了认为它会威胁到手抄本的艺术——就像机械钟会威胁到自然时间的美学，还认为它会破坏传统的知识传播方式，甚至引发思想混乱和道德败坏。他们害怕印刷术会破坏社会的稳定，破坏他们熟悉和依赖的生活方式。这种恐惧和担忧，实际上是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旧魅力即将丧失的眷恋。
这种恐惧和担忧，以及由之引发的反思，由于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切入点也有所差别。《信息简史》一书中曾转引牛津学者伯顿（Robert Burton）于1621年写下的一段有趣的文字：
每一次新技术的诞生及其所引发的变革，都会让人们感到深深的忧虑，就如同我们曾幻想在童话故事中和公主或王子一同生活在一个幸福安宁的世界里，而新技术就像是一个恶魔，将我们深爱的伴侣夺走，让我们的世界变得陌生和混乱。这种忧虑并不仅仅是到互联网时代或人工智能时代才出现的。
信息简史，[美]詹姆斯·格雷克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信息简史》还转引莱布尼茨的话：“对于这种结果，数量骇人且还在持续增加的书籍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到了最后，无序状态将变得几乎不可抑制，不计其数的作者将很快遭遇普遍湮没无闻的危险。”
“数量”和“无序”，这两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从数量的角度来说，如果把视野切换到20世纪，在打字机、电报机、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发展之后，人类对文字的处理经历了更多的速度加快与数量爆炸。伯顿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可以描绘更加丰富、惊悚、让人惊叹的现象。选取几个简单的指标，这一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因此，在个人计算机普及之初，和印刷术引发的讨论类似，它也引发了很多文化讨论，且激烈程度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翻阅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期刊文章，或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便可看到很多相关讨论，兹列举一下当时的常见议题：
不过，当使用计算机的一代人——这些天然地用视频学习数学、物理，用电子书设备阅读康德、托尔斯泰的人——长大之后，这些问题似乎又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或者说，中性化了。就像印刷术一代让手写卷轴一代的“不诗意指控”消失了一样。
可见，尽管数量继续爆炸，“无序”却并非恒久伴随，或者说，它只是一部分人的主观假设，年轻一代很快就会围绕新现象创设新秩序，无论是信息秩序还是文学秩序。每次累积式进步引发的突变，都消融在新秩序之中。从早期的ED、Emacs和Vi文本编辑器到DOS操作系统上的Word Perfect，再到后来的微软Word文字处理软件，如同沙漏中的细沙，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的历史在时间的流逝中悄然积累，今天的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以电子游戏为喻，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件事：每一种新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会被看作一个大的挑战，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大BOSS一样，人们对其充满了忧虑和恐惧，但在击败它进入下一关卡后，它就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小怪物，虽然它一直伴随着游戏进程，但引发的忧虑极大地减小了，人们开始面对新的大BOSS。在我们的时代，在语言处理方面，人工智能就是那个新的大BOSS。
人工智能时代写作者的普遍忧虑与自我修养
人工智能文字工具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质量、复杂度都在瞬息之间翻倍增长，它背后是从Word2Vector模型到LSTM网络再到Attention机制的深度学习的算法加速，背后的背后则是人类几十年类似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爆发。伴随这一进程，人们对它的忧虑也翻倍了。它像是放大版的印刷术事件，一些曾经的问题，如文学的诗意、创造性、人文属性，又突然如同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与印刷术和一般的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不同，人工智能文字处理工具有更强的拟人性和创造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它存在欠缺具身认知、类比思维和推理能力、无法保持作者独特的声音与风格、对内容深度缺乏理解等问题。这些批评自有其价值，不过从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人们的三种常见的矛盾思维：归因错位、意象类比和看客忧虑。
归因错位指的是，当我们看到世界变得更好，往往将其归功于人类的智慧和努力，而忽视了新技术的作用。例如，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伟大的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但我们往往只赞美作者的才华，忽视了印刷术的革新性。反过来，当我们面临问题和困难，往往会将其归咎于新技术，而忽视了我们自身的责任。这种归因错位可能阻碍我们正确理解和使用新技术。
意象类比是我们理解和讨论新技术的一种常用手段。我们喜欢使用“如果……，那么……”的句式来描绘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未来，喜欢使用生动的比喻，如“洪水”“猛兽”来描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威胁。这种意象类比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帮助我们理解新技术，但也可能导致我们过于理想化或者过于恐惧新技术。
看客忧虑是我们对新技术的一种常见恐惧。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密室中发明、改进、优化新技术，而我们——作为普通的用户和观察者——只能在外面忧虑、吐槽、监督。这种看客忧虑如同任何对不透明空间的忧虑一样，可能导致我们对新技术产生过分的恐惧和排斥，而忽视了新技术的优点和可能性。
不过，在这些讨论之外，更重要的仍旧是信息的数量、速度与秩序，那个与机械钟、印刷术绑定在一起的现代性问题。如果改造一下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某个人工智能产品及其广告效应带来的或许只是“表层波动”（surface oscillation），但它与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社会、数字人文、动漫作品、软件文化、机器恋物等协同带来的，一定是一种“长期转型”（long-term transformation）。
如同工业文明代替农耕文明时在感知方式、书写方式与文学话语层面发生的巨大变迁，计算机及其带来的一切，应该与人工智能构成一组长时段话语，并由此完成对我们时代的文学与写作的历史定位。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与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带来突变，但在文化上，它们延续着图灵、冯·诺依曼、维纳时代的感知结构的可能，也延续着蒸汽机与工业革命时代的机器诗学的可能。
在初步文字机械化到强人工智能或超级文学机器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而在这条很长的路不断向前延展的过程中，一个写作者会有怎样的自处策略呢？对我个人而言，是去拥抱一种新的信息数量、速度与秩序。
第一，做算法文学家，打破文学信息茧房，在算法、程序和诗学、语言学中循环。柏拉图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描绘过一个古老的神话：男人和女人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圆，但后来被神分开，因此他们在人生中都在寻找另一半，只有找到了，才能够完整。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两个看似独立的部分，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他们彼此需要。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计算机科学和语言文学。在传统的观念中，这两个领域似乎完全不同，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二者结合才能够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是未来艺术创造力和写作多样性的发轫点。
第二，成为信息秩序中的游牧者，拥抱可能信息和可能链接，拥抱赛博浪漫主义，对新信息进行体验描述，在诗意与赛博空间中循环，在康德、图灵的思想，周杰伦的音乐与《塞尔达传说》间循环，迎接新的可能艺术性的诞生。
在形容互联网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信息的全球扩张和交互。在这个意义上，赛博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环境，也是一个社会环境、一个文化环境、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可以成为各种类型的居民，也可以成为“赛博施莱格尔”式的浪漫主义者，对无穷无尽、无限可能的世界进行追求，拥抱一种永恒不息的创造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赛博空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都具有浪漫主义理想的现代潜能。
第三，做信息在场的判断，不做信息盲区的判断，在亲历者和伦理裁判间循环。“懂行者”了解技术细节，深入反思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和可能的影响，能够相对准确地预测和评估人工智能决策的潜在后果。这样的理解是进行伦理评估和道德判断的基础。“懂行者”可以提供必要的桥梁，连接技术人员和伦理学家，帮助他们理解彼此的领域，共同寻找满足伦理要求的技术解决方案。
“懂行者”可以依据他们对技术的理解，制定出能够指导人工智能设计和应用的伦理原则，在“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社会公众”之间完成语言层级的过渡，参与公众对话，帮助公众理解和参与人工智能的伦理决策，增强人工智能的社会接受度和信任度。
在对这篇文章进行反复的调试修改后，时间已过去很久，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数字时钟如同一位无情的守夜人，毫不停歇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此刻，它显示的是21∶15，还是那么准确无误。
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工具也许会像机械钟、印刷术，甚至Word文字处理软件那样，默默地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即使它曾是我们时代的技术明星，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暗淡，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技术遗迹。而新的大BOSS，又会成为我们永恒的焦虑的全新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