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我们似乎看到了科技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将无人机技术毫无保留地用于民间，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需求。实用主义传统在其中复兴，科技的异化也在这些实践中得到了解构，这为无数社会发展的思潮提供了可能。
玩过无人机的人，或许都听过“炸机”这一说：无人机在空中飞行过程中，撞击到不明物体，或者遇到信号干扰，失去控制导致机体坠落。
前段时间，艺术家蔡国强在泉州办了一场“不完美”的烟花秀，现场上千架无人机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由于“系统性失误”纷纷掉入海中。看过那个宛如无数星星坠落画面的人，不禁发出感叹：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
近些年来，无人机发生“炸机”并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并不算少数。当无人机像一般的电子产品一样，能够轻易在网上商城里买到，并且能够在可低空飞行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娱乐或商业活动的时候，无人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到了消弭了边界的地步。
另一方面，由于无人机俨然成为了高新科技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商业演出和节庆活动，都愿意将“无人机表演”奉为新潮噱头，用无人机方阵精准控制摆出各种logo和文案的场面好不气派。
可以这样说，无人机的快速普及，已经悄悄改变我们城市上空的风貌。然而，就在科技造福人类的同时，无人机无序运行的安全问题也一样令人棘手，甚至在更宏观的层面——无人机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
这一观点，源自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的新作《反思无人机》，作者在这本书中探讨了无人机对未来人类和政治的深刻影响。当我们沉浸在无人机给我们带来的表演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法国人，又在担心什么呢？
《反思无人机》
[法]夏马尤著，焦静姝译
商务印书馆，2024-12
开无人机像开车一样寻常了，现实又魔幻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近年来“低空经济”的说法甚是流行，作为一只概念股也是涨势迅猛。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当时的无人机主要用于军事侦察和目标识别。直到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从单一的军事用途，逐渐扩展到了民用领域。
现代无人机成为了航拍、物流、农业、消防等领域的重要工具。比如在农业领域，无人机可以用于农作物的喷洒、测量、监测等工作，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在消防领域，无人机可以做火情侦测、林区巡护，甚至是进入火场灭火等工作，减少消防人员的伤亡。
人们对无人机的认知提高了，市场有需求了，无人机的生产订单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了，然而随之而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无人机的安全问题，它始终是行业、消费者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心头之患。
对于无人机的安全监管，中国民航大学法律事务中心工作人员王雪玉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无人机的规制分为事前、事中、事后规定。简单解释就是，事前规制包括“无人机的使用资质”和“保险事宜”等，事中规制主要围绕“空域管理”和“飞行运营”等展开，而事后规制则包括“行政处罚”和“治安管理”等法律惩戒。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无人机监管体系的建设和探索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事实上，任何高新科技在民用的普及过程中，都难免会暴露出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往往只有规则的制定者们能够注意到。普通消费者最关心的，无非就是花多少钱能入手一台无人机、能不能飞，和能往哪飞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民用航空局对国内无人机持照飞行作出规定始于2013年，而具体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是在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在此之前，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的管理方法。
如今“新规”过去了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合法地运用在了各个领域，网络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驾驶证”的报考指南。不知不觉中，在中国，驾驶无人机已经悄悄变得和开车一样寻常了。
不过，说到此处，可能要提一件很扫兴的事情。那就是当我们端着咖啡，坐在安全的房子里，无比惬意地刷着手机里的无人机表演视频的时候，远在大洋彼端的俄乌战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都正在遭受无人机的炮火轰炸。
尽管这是相对极端的两种画面，但是两者之间衍生出一个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高科技给人类世界带来的这些现实与魔幻。
没有战斗的战争，比战争更可怕
古罗马有句经典名言：“想要和平，先认识战争。”但是无人机和战争是什么关系呢？
“战争，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无罪杀人的行为”。我如果这么说，大家可能会立马意识到无人机对于现代战争的关键性。
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在其著作《反思无人机》中，明确提出了“拒绝远程战争”。他还认为：“如果无人机沦为了政治争端的工具，那么对于操控无人机的这一方来说，全世界都将成为他们潜在的‘敌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切差别都将灰飞烟灭。”
这段话理解起来，或许需要有一些哲学阅读的基础，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为，无人机并非正常的战争手段，它的合法性在全世界仍处于模糊的状态。
事实上，战争史上关于武器的合法性有过许多讨论。比如“生化毒药”和“氢弹”因其绝对压倒式的毁灭性，关系到一场“决斗”的不平等，以及在国际法庭上另一方失去了自卫的权利。
今天我们能看到，无人机装上炮弹，还经常出现在打击闹事者、海盗、罪犯等一系列的军警行动中，似乎拥有了作为工具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放到战场上，这种合法性就会变得相当隐晦。这是因为在现代战场上，一旦放到政治的理解框架下，无人机是“进攻”还是“自卫”，合法还是非法，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有学者曾将无人机比喻成新时代的“智能警察”，但其实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警察拥有逮捕的行为能力，而无人机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要么“进攻”，要么除了记录下清晰的犯罪行径，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我们前面提到，无人机最开始被用在战争中，只是用于简单的侦察和识别等辅助工作，但是到了现代，能够装载炮弹的无人机，是不是成为了一种脱离了战争合法性的屠杀机器呢？
答案可想而知。当无人机的“天眼”被远在千里之外的某个人监视的时候，另一方的自卫自由便已经丧失。一旦无人机做出“定点清除”举动，也就破坏了现代国际法中的“满足比例原则”，即在实现合法目标时，不能导致过度破坏和伤害。
夏马尤在书中指出，因无人机致命的精准性，对于肉身能力本就有限的人类来说，在这样的装置面前只能说是不堪一击，一方在战场上失去的是血肉之躯，而另一方最多只是失去几个玩具，因为玩具不会死。不平等即等于过度伤害。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双方都使用无人机作战，岂不是可以避免人员伤亡。然而现实是，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人机作战的目标最终还会是人，不存在“玩具打玩具”。在这种前提下，无人机使得战争参与者既身处后方，又位于前线，看似使对战与杀戮显得更间接，然而实际上却让创伤和死亡变得更近了。
正视其进步，反思其倒退
前面我们说了“不平等即等于过度伤害”，有人或许想问，那么“平等的战争”又是什么呢？
在战争法中，一直有“平等适用原则”和“诉诸战争权”两种法律体系来解释战争的合法权。通常在许多当代冲突中，第三国和国际组织会以某一方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为由，对其实施军事干涉或经济制裁。
如果我们再多了解一点无人机轰炸的本质，其实与“精准的移动投毒器”和“长了眼睛的核弹”无异，就可以基本确定这种屠杀机器，并不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之内。
另外，在战争法“平等适用原则”中，有提到“所有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无论其参加的理由是否正当”。注意这里说的是“直接”和“人”，所以那些“远程控制”的“机器”，也就更谈不上平等了。
不得不承认，建立在远程操控系统基础之上的无人机，的的确确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思维方式，并且对“平等适用原则”做出了挑战。然而远在大洋彼端的我们，真的就可以隔岸观火么？
通过夏马尤的《反思无人机》，我们起码能建立一种假设和共识，那就是如果不正视无人机技术的滥用导致的“全面的远程战争”，必将延续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和种族灭绝的传统，并且使人类进入一种“永久战争”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
至于是谁在幕后推动无人机参与战争屠杀，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警惕“科技沙文主义”的产生，即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对人类理性的高度自信、对人文精神的消除，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
但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我们似乎看到了科技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将无人机技术毫无保留地用于民间，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需求。实用主义传统在其中复兴，科技的异化也在这些实践中得到了解构，这为无数社会发展的思潮提供了可能。
当然，我们也无需过于乐观，或许科技和人文的对立，本身就是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制造的一种幻象。正如《反思无人机》这本书的书名，如果没有后者，何来“反思”一说。我们对待科技的态度也应该这样，正视其进步，反思其倒退。战争就是文明的倒退！
参考资料：
[1]王雪玉，《工业级无人机飞行安全规制的反思与转型》
[2]夏马尤（法），《反思无人机》
[3]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