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从不缺传奇，科技圈“教父”的头衔轮流转——千禧年的第一个10年属乔布斯，第二个10年归马斯克，最近的10年，皇冠落到了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头上。
本周，这位“新教父”访华的消息成为了科技圈大事。
1月15日，他低调到达深圳，参加当地分公司的年会，随后动身前往北京、上海、台北，与英伟达中国区员工共同庆祝春节。值得一提的是，继去年12月现身香港会面一众商界大佬之后，这是黄仁勋短期内二度访华。
黄仁勋所到之处总会搅动风云，吸引来全球目光。原因无他——英伟达已经成为AI时代的军火商和发电厂——三年前，ChatGPT诞生，全球范围内掀起“百模大战”。作为算力基础，英伟达的GPU被全球大模型企业抢购，一度占据AI芯片超80%的市场份额。就连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都在饭局上“乞求”黄仁勋。
一块块GPU变成美钞，堆叠起英伟达陡峭的股票曲线。2024年6月18日，英伟达以3.3万亿美元，超越微软、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黄仁勋则凭借118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彭博亿万富豪榜的第12位。
财富之外，真正让黄仁勋在中文互联网上出圈的，莫过于他随时随地散发的松弛感。比如一年前英伟达中国区年会上，穿上东北大花袄、拿着红手绢在台上热舞的形象，又或是在中国香港吃大排档、在中国台湾用闽南语买凤梨，以及多年前给小米站台，号召观众喊“小米V5”的视频，都频频被岁月史书，成为其个人魅力中接地气的一部分。
但这不是完整的黄仁勋。
事实上，在英伟达内部或是竞争对手眼里，黄仁勋近乎于“洪水猛兽”，从鼓励员工996式加班，到在100人的大厅公开“羞辱”员工，再到对竞争对手3dfx发起的反诉讼战，种种事迹数不胜数。
“黄仁勋是那种肉食性CEO。英伟达从全球吸纳人才、专注于追求利润和击败竞争对手，黄仁勋会把员工推到极限，要求他们完全信任并跟随上阵，但同时他也是英伟达里的传统大家长。他爱他的员工，试图在这里建立‘可以工作一生’的文化。”《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作者斯蒂芬·威特告诉《新周刊》。在书中，黄仁勋毫无保留地向威特讲述了自己的不安或偏执，他担心英伟达的失败，对不起员工、有辱家人。
风光无限只是暂时的。水面之下，这位新教父总在暗自担心，甚至倍感焦虑。
《黄仁勋英伟达之芯》斯蒂芬·威特著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12
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尽管身家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且经营着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黄仁勋仍会在凌晨4点准时睁眼，然后望着天花板——思考英伟达可能失败的各种方式。
“假如AI系统不能如预期般运作，会出问题的，我得起床去工作了……”恐惧催促着这位62岁的老将回到办公桌前，逐个点开并回复2万封来自英伟达员工的邮件。他曾要求员工提供每周5项重要事项清单，这是公司庞大臃肿之后，破除官僚作风的有效方法。
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黄仁勋已经这么工作整整32年了，他同时也是标普500的科技公司中，在职时间最长的CEO。
很难简单用“勤奋”来概括黄仁勋。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曾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21世纪商业评论》原主编吴伯凡认为，这句话应该翻译成，只有被迫害妄想狂才能生存。从这个角度看，“总是担心被干掉”塑造了偏执狂黄仁勋。
“尽管英伟达已经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但仍感觉像一个即将失败的初创企业。亚马逊和谷歌的员工，有点像躺在印钞机上创造一切。而英伟达给我的感觉是——天哪，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推出下一代具有出色新功能的GPU，公司的天花板就会崩塌，我的家人会以我为耻。”威特告诉《新周刊》。
在每月的例会上，黄仁勋总会强调“我们距破产仅30天”。英伟达芯片获计算机杂志第二名时，他的反应也是“第二就是失败者”。“黄仁勋成为偏执狂的根源在于恐惧。他看到了这个行业竞争的艰难，看到芯片公司曾经的崩溃和衰退。”斯蒂芬·威特认为，偏执本身就是芯片行业文化的一部分。
当1996年英伟达崛起时，S3公司是计算机图形硬件的领头羊，却在两年内光速破产。类似情况也在1998年的领导者3dfx身上重现，他们只撑到了2000年。
如今，同样的故事可能在英伟达上演：英特尔和AMD都在加速推出人工智能芯片。老对手们在使劲儿追赶。同时。大客户也可能是竞争对手——占了英伟达上一财年收入近五分之一的谷歌、微软和亚马逊三家公司，目前都在开发自己的芯片。
“英伟达是当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并不是基于他们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基于市场认为他们未来会做什么。”威特认为，黄仁勋必须持续保持领先的身位，一旦稍有差池，股价就会面临暴跌。“我想他甚至因此夜不能寐，担心无法实现期望。”
二、愤怒是一种策略
英伟达“奋进号”大楼内部视野开阔，从建筑一端至另一端的距离可达数百码（1码≈0.91米），视线全无遮挡。这正是黄仁勋所期望的效果——如此一来，他就能360度全方位地观察员工。
这个勤勉的“暴君”，日复一日地鞭策自己，也把低气压带到了周边。黄仁勋会对身边人跟不上他思维感到沮丧，也会对员工说“你该像CEO一样管理自己的时间”。他试图在每个员工心中植入一种紧迫感——必须高强度运作、永不松懈，总要在心里想着自己落后了。
紧绷的工作文化，推动着英伟达这个芯片工厂以每6个月为周期，更新出全世界最好的下一代GPU，并在短短数年内，把推向市场的芯片数量翻了3倍。就像曼哈顿计划里的实验室，来自全球各地的工程师在“奋进号”内积累了大量专利，然后亲眼见证自己的技术改变世界。
基于领导者的偏执和焦虑，这家超级公司的工作自是不易。大多时候，英伟达的员工每周需要工作6天，常加班至深夜2点，还要应对频繁的会议和严苛的时间管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迎接来自老板黄仁勋的愤怒——“在英伟达，你要习惯站在一个有100人的房间里，直面老板对你持续30分钟的大喊大叫。”斯蒂芬·威特说。
一位英伟达前员工曾回忆起，自己搞砸过一项小任务。黄仁勋在30多位高管面前质问他在公司待了多久，工资领了多少。这种“公开处刑”式的内部批判，并非人人都能适应。
“你很快就能看出谁能在这里坚持下去，谁不能”，英伟达员工迪克斯坦言，“如果有人开始变得具有防御性，你就知道那个人在英伟达待不久了”。
“黄仁勋的愤怒必有深意。”在威特看来，不同于马斯克“你闪开，我来会更好”的咆哮，黄仁勋的愤怒更像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将员工推到极限。对他而言，持续表达愤怒是秘密武器，而观众的存在至关重要，“失败必须被公开”。
一个最好的佐证是，黄仁勋从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某人大喊大叫，而是特意等到有“观众”的会议场合，再让现场批评变成教学示范。“他真的很爱自己的员工，但也是一个严格且高要求的父亲。”
就像以暴躁著称的篮球教练波波维奇，黄仁勋同样试图塑造他那些“赛场上”的员工，让他们和英伟达不在残酷的竞争中失败。
三、“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中国人”
尽管黄仁勋的要求近乎严苛，但从高管到员工，鲜少有人对他产生负面评价——在2024年Glassdoor的“最佳工作场所”评选中，英伟达仍位列第二。
“英伟达管理团队、公司和员工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假如黄仁勋要从摩天大楼的窗户跳下去，员工可能也会跟着跳下去。”威特表示。
跟着一起打江山也好，过关斩将慕名加入也罢，英伟达过去30年的成绩不是秘密，足以让员工学会无条件地信任黄仁勋。
毕竟“好运赌王”黄仁勋总能找到机会，然后带着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比特币热时，英伟达GPU被“矿工”大量购买用于挖矿；新能源车企探索自动驾驶，英伟达Orin芯片成高端车型热门选择；最大的手笔，还是英伟达宣布转型人工智能公司后，当年股票暴涨了200%。
黄仁勋一次次的豪赌给员工带来了无尽财富。投资人Ruben D说，英伟达78%的员工已成为百万美元富翁，其中一半员工的净资产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威特同样表示：“跟着黄仁勋的人，甚至只是和英伟达沾上一点关系的人，现在身家大约都过亿美元了。”
除此之外，黄仁勋天生的领袖魅力，也让员工们死心塌地。
与其他硅谷传奇CEO相似，黄仁勋的故事同样充满“美国梦”色彩。他出生于中国台湾，5岁跟随父母到泰国生活，10岁时被父亲送到美国的姨妈家，阴差阳错入学了一所问题少年聚集的寄宿学校。由于年纪小、个子矮，他被安排每天扫厕所，靠给满身刀疤的“大哥”们辅导功课，跟大伙打成一片。
如今，跟在大哥身后的马仔已然成为西方商业世界的大人物，但这段经历让黄仁勋始终保持着一种“外来者”的视角。
“我永远是个移民”，黄仁勋曾向威特表示，“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中国人。”他对爱情忠贞，与妻子的爱情已经持续将近40年。他酷爱各地美食，在家最大的乐趣就是当个家庭“煮夫”。当然，他也将内心深处的亚洲文化特质带到了英伟达。
不同于Netflix直言不讳地告诉员工，“你不应该期望公司给予忠诚”，黄仁勋致力于在英伟达建立一种文化，一种“让你在这里工作一生”的文化。
在硅谷科技公司裁员潮来临之际，黄仁勋会说“英伟达不会主动开除任何一个员工”。如果说，黄仁勋为了鞭策员工，确实在扮演“严父”的角色；那么英伟达也具备了一定传统亚洲家庭的氛围，员工的孩子甚至会跟他们的父辈一起，在这家公司工作。
“美国商业文化中没有这些东西，这是黄仁勋从海外带来的。”斯蒂芬·威特表示，在硅谷的科技公司里，从未有一家像英伟达这般与创始人紧密相连，甚至苹果和乔布斯也不能。
黄仁勋已经62岁了，他没有继任者，有的是60个直接向他汇报的下属，他每天要做的是听取汇报、下达指令，并让他们严格执行，就像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即使是现在，他也丝毫没有离开的打算：一切才刚刚开始，他的热情、精力和动力，正值人生高点。
在英伟达，没有人可以取代黄仁勋。
以下为《新周刊》和《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作者斯蒂芬·威特的对谈节选（略有删减）：
《新周刊》：采访黄仁勋之前，你对这位科技教父的印象如何？与其他的企业家相比，这次采访黄仁勋的体验有何不同？
斯蒂芬·威特：采访知名企业家总是有些困难，比如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他身边总是围绕着律师和公关人员，回答经过精心排练、滴水不漏。但黄仁勋绝对不同，我在“奋进号”大楼看见他时，黄仁勋几乎是独自一人在飞机场大的总部内穿行。一进入采访环节，他就带着我四处乱逛。旁边没人盯着我们，他也不做预设，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在采访前，有人提醒我说他可能会有些暴脾气，但我从未想到会真的见识到。在最后一次采访中，我向黄仁勋展示了《2001太空漫游》作者阿瑟·克拉克对AI与人类关系的思考，结果我踩到雷，黄仁勋讨厌这类问题，他直接对着我发火了，斥责我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仿佛被纳入了他的“内圈”（inner ring，机械工程术语）。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会对那些跟不上他思维速度的人感到沮丧。这是黄仁勋自己说的。
《新周刊》：从你的角度看，黄仁勋甚至不愿谈论AI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原因是什么？
斯蒂芬·威特：我认为他是真心这么觉得（AI完全没有风险）。关于AI是否危险的争论点在于，你是否认为AI不仅能思考，还会有生存欲望。如果它们“有内置不愿被关闭的欲望”，这将极其危险。
杰夫·辛顿、埃隆·马斯克等人承认目前AI没有这些欲望，但哪怕一点点地引入支配欲、成功欲和排他欲，都很有可能失控。而在黄仁勋看来，AI对人类社会只有积极作用，反对AI就像反对电力或医学、反对铁犁和工厂一类的先进生产力。目前为止，他是AI领域里少数这么想的人。
有关AI的问题之所以会触怒黄仁勋，背后是他的工程师思维——AI没有荷尔蒙、性驱动力，以及支配其他AI的欲望，这是错误地用人类权力结构的讨论方式来谈计算机，论点没有事实根据，是虚假且无意义的。
《新周刊》：比起AI风险，黄仁勋曾说“世界上有更多值得我们担心的事情”。眼下的黄仁勋更担心什么、恐惧什么？
斯蒂芬·威特：可能他只关心他的公司？首先，他的竞争对手正在迎头赶上。他还忧虑芯片卖给软件工程师后，训练出来的大语言模型效果不佳，会导致人们对产品失望、对英伟达芯片需求减弱。
英伟达是当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这基于市场认为他们未来会做什么。资本对英伟达的认可，也成为了黄仁勋最大的压力来源——你要知道，他一旦做错了，赌注是将近一个小国家的GDP。我想他甚至因此夜不能寐，担心可能无法实现期望。
《新周刊》：现在各家公司都在研发自己的AI芯片，你认为英伟达的繁荣能持续多久？
斯蒂芬·威特：当前的市场估值表明，竞争对手很难赶上英伟达。其实，芯片的设计很容易被复制，竞争者们只需要撬开GPU的盖子，用显微镜观察并弄清楚它的工作原理。
英伟达的护城河在于CUDA软件生态——它把科学家、开发者和技术专家锁定在其中，1万名程序员开发了机器学习应用程序，软件中运行着1000万甚至上亿行代码，且还在不断进化。
想要竞争过英伟达，不仅要在芯片传输速率上打败它，还要说服这些人迁移到自己的全新软件开发生态，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愿意重写哪怕10万行代码，这也是无论英伟达收费多少，都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打垮的原因。
英伟达是否会被赶超这个问题，与担心微软什么时候会失去在Microsoft Word或Excel上的主导地位，或者亚马逊什么时候不再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商平台一样。我认为，竞争对手至今未能建立起接近英伟达所构建的软件层。要想与他们竞争，几乎需要黄仁勋主动退出。
《新周刊》：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有本书叫《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而你说“黄仁勋绝对是偏执狂”。黄仁勋的偏执狂形象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偏执如何帮助英伟达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根源是什么？
斯蒂芬·威特：我曾听他描述过这样一幕——“今天早上醒来，我的狗趴在我腿上。我盯着天花板，心想，哦！我真的不想起床。现在是早上四点，我有1000亿美元，我经营着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感觉我不需要起床。但假如AI系统不能如预期般运作，会出问题的，我得起床去工作了。日子真疯狂，我是这么生活的。”
这点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模一样。在英伟达工作，你必须习惯站在一个100人的房间里，面对黄仁勋对你大喊30分钟。黄仁勋观点是失败就必须被公开、要从犯错中学习。如果这事放我身上，我可能会回怼。但不可否认，这样做是有效的。在参军时，教官会严厉斥责，让士兵听从指令；在篮球比赛中，教练大喊，让球员专注于比赛。黄仁勋也是如此，他试图塑造你，把你变成他需要你成为的人。
但我不认为他一开始就是如此，年轻的黄仁勋勤奋、好胜心旺盛，但绝不偏执。他是在一点点了解并进入半导体行业才有所变化的。在竞争激烈的半导体行业，新产品要不断被重新发明，黄仁勋看到许多公司仅仅因为不够“快”而溃败——S3、3dfx甚至是英特尔。偏执正是行业文化的一部分，他从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
《新周刊》：黄仁勋向你提到过，自己内心仍是个中国人。他身上有哪些“中国”或“东亚”特有的烙印？又是如何把这种烙印带到后来的创业以及英伟达的管理中？
斯蒂芬·威特：当他说这些时，我挺惊讶。黄仁勋其实没怎么在中国生活过。不过家里人聊天时，都把自己当成移民。从在寄宿学校被嘲笑开始，他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同时也在英伟达注入了一些亚洲或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比如特别看重家庭，也从不裁员，希望员工真的能在此扎根一生。
《新周刊》：近距离接触黄仁勋，他身上有哪些普通人柔软、有趣的一面？
斯蒂芬·威特：黄仁勋擅长演讲，面对1.7万人的GTC大会，他可以站在台上讲两个小时，很多都是即兴发言。但实际上他非常抗拒公开演讲，每次都会紧张。我见过黄仁勋在一个有400名建筑师的会议上，面对台下听众，显得焦躁不安，双腿不停抖动。
同时，他也不喜欢在美国棒球比赛中投出第一球。为了那场比赛，黄仁勋和妻子在后院练习投球，睡前还一直研究如何投出好球，但很遗憾，当天的第一球还是失败了。他是个拥有1000亿美元的人，也是时代最著名的商人之一，却担心他在棒球比赛中的首次亮相表现得不好。这着实有趣。
《新周刊》：黄仁勋为什么如此钟爱在公众场合身穿黑皮衣？这种符号形象是他有意打造的个人IP吗？
斯蒂芬·威特：我记得问过他穿的是什么牌子的皮夹克，他不知道。事实上，是黄仁勋在LV工作的女儿，帮他打造的“皮衣黄”标签。
黄仁勋是个工程师，他的服装选择更像是一种AB测试。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人，看到白衬衫+牛仔裤的经典搭配，他会说：“就是它了。”但黄仁勋会对他的穿搭进行测试，直至找到最终版本，而且一旦确定下来，他就去买一大堆同款。
当英伟达还在为视频、游戏提供芯片时，黄仁勋的穿着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可当他成为人工智能领袖时，情况就不同了。公司就是他，他就是公司。黄仁勋想向世界表明，英伟达正在做些特别的事情。
他以“皮衣黄”的穿衣风格塑造自己，也在重新塑造大众对英伟达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