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搭建一个怎样的智能体？”
“在‘智能体设定’中设置一条敏感词过滤规则。”
“测试你的智能体。看看设定的规则有没有被触发？如果不能，怎么优化？”
智能体，说的是AI时代的数字化大脑。2025年初春的一个周五，在上海浦东一所公立小学的五年级课堂上，老师以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黑话”，抛出一个个问题和指令。讲台下40名十岁上下的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茫然——这已经是他们系统学习人工智能课程的第二年——他们熟练地操作着面前的Pad，条分缕析地对其他同学分享自己设计的智能体的优劣，自然地说出“大模型”“数据训练”“人机交互”等一连串名词。
这些2010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也被称作“AI原住民”。在他们成长的世代，人工智能技术正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进化：2016、2017年，李世石、柯洁相继被AlphaGo击败；2020年，GPT-3发布；2022年底，以ChatGPT的横空出世为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此后，AI大模型涌现，今年年初惊艳四方的DeepSeek就是其中一例。AI之于这一代人，如同互联网之于95后。
从小浸泡在关于AI的海量信息中，“AI原住民”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有时甚至令成年人惊叹。上海教龄13年的小学信息科技老师李晶说，很多学生都能对AI的发展史说得头头是道。一家从事人工智能教育的公司CEO也告诉凤凰网，在小学试课时，有学生问他，“未来AI是不是会取代人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也曾在受访时提到，“AI的掌握水平，一定是孩子比老师高，这一代孩子才是AI世界的原住民，孩子的学习能力远超大人”。
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与日俱增。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推出：自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以来，2018年、2019年和2022年，相关教育部门陆续发文，进一步界定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目标。但直到那时，针对中小学的人工智能课程具体该教什么、又应如何教，国内教育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
这个任务交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江波的手上。2022年从春天到冬天，他作为执笔人撰写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南》。在他的设想中，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应涵盖概念与历史、应用与技术、感知与数据、方法与实现、伦理与社会五个主题，并以最后两个主题为核心。这是一套面向全国的学习体系，以普及为根本目标，“城市的能上，乡村的也能上”；江波强调，课程不以量化的分数为考核依据，“如果又变成考试，变成刷题，不是我们的初衷”。
这是一个和AI赛跑的过程。到了2023年夏天，江波主编一套贯穿小初高的系列读本时，重新审视一年前制定的课程指南，发现存在明显的陈旧之处——那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已经出现。在他看来，为匹配技术发展，人工智能的学习资源“至少要每年更新一次”，但现实中难以实现。
普及人工智能教育的难点远不止如此。为编写读本，江波走访了江浙沪、山东、河南、广东、海南等地的三十余所中小学。在和一线教师交流及实地试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实践层面的诸多障碍：
师资匮乏是首要问题。根据《2022人工智能教育蓝皮书》，受访的15080名使用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师中，只有30.23%的老师在高等教育期间接受过人工智能相关培训。因为老师不具备相关学科背景、也缺乏从头学习人工智能知识的时间精力及动力，名为“人工智能课”、实质上却是传统的信息技术课、编程课或机器人课的情况屡见不鲜。毕业于教育信息技术专业、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六年的信息科技教师杨金朋告诉凤凰网，“老师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配套设备的不足是另一桎梏。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中国小学、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数字终端数分别为14.9台、21.0台；作为对比，在日本，2023年时一人一台电脑终端的目标在小学和中学已分别实现98.7%和98.4%。“不能对中小学的软硬件条件过于乐观。”江波向凤凰网感慨。走访期间他也目睹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在上海，有的班级已经可以实现上课时两人一台平板电脑，但在不少欠发达地区，机房和台式电脑都还是奢侈品。
与此同时，关于人工智能对青少年注意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的争议也不绝于耳。一方面，江波建议家长在孩子使用人工智能时做好监督和指导，另一方面他也在想，人工智能被妖魔化，“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是停留在以前的思维，把这个对象当作外来的、非生活必需的，甚至是有害的”。
2024年11月28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要求“2030年前在中小学基本普及AI教育”。两个月后，中国的DeepSeek问世。对于向孩子们普及跑得飞快的人工智能的教学任务，江波认为“挑战很大”，“教育的转型往往是缓慢的、保守的”。
以下是2025年3月中旬，凤凰网和江波的对话：
在全国普及，会有9到10年过渡期
凤凰网：您是《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南》的执笔人，主编的一套系列读本也将于今年出版。指南和读本的编写背景是什么？
江波：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2018年，美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指导工作组（AI4K12）也发布了适用于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五大概念：感知、表示和推理、机器学习、人机交互、社会影响。
这背后是人才储备的需要。当时，生成式AI还没有成熟，美国在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判别式AI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对人工智能人才的储备可以追溯至编程教育。美国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就有编程课，打好了计算思维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之后，他们再去学其他的信息技术都相对容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国内做人工智能教育的普及，核心目标是提升全民的人工智能素养，那么最根本的就是要从中小学生抓起，小学生是其中最难的。
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成立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南课题组”，2022年春节后开始研讨指南，约十个月后完成。2023年中旬，我们和深圳市南山区的数十位老师一起着手开发一套系列读本，不久前刚交付出版社。读本共七本，覆盖小学3年级到6年级、初中1年级和2年级，以及高中1年级。严格来说这是一套课程资源体系，除了读本还包括教案、教学PPT、课程所需代码和学习任务单。
凤凰网：编写指南和读本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江波：整套读本贯彻一个思想：把知识包在情境中。
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是先教后学。老师讲什么叫人工智能，什么叫神经网络。但我们想做的是先学后教——先让学生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认识到这个知识能解决某个问题，再给他们讲背后的知识点。比如我们讲“文生图”（注：一个标志性AI图像生成工具是2021年问世的Midjourney，风格多元，可以用文字指令实现照片级真实感的图像），在小学四年级时借助的是“神笔马良”的情境，让孩子们看图写话，给每个人十次机会，看谁画出的更贴近原图，最后告诉他们刚才做的事叫做“写Prompt”，这个过程叫“文生图”。
但这个方式的难点就在于我们必须为每节课、每个知识点找到一个好的情境。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去定这个东西，和许多一线的中小学老师反复讨论。
凤凰网：向小学生讲授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江波：首先是情境的选择，要符合每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能力和生活经验。没有最准确的，只有更合适的。举例来说，六年级有一节课讲神经网络（注：“神经网络”是一种机器学习的程序或模型，以类似人脑的方式作出决策），我们本来设计了一个糖尿病的例子，通过一些指标识别糖尿病、判断糖尿病的类型。编这堂课的是一位在高校教人工智能的老师，觉得这个例子不错，还涵盖对糖尿病的科普。但一线老师看了之后说不行——六年级的孩子可能都没听过糖尿病这个词。后来我们把情境换成了水果分拣：苹果香蕉橘子混在一起，水果厂的老板根据颜色、形状、大小、重量把它们分开。这就在视觉上很直观，也贴近六年级孩子的日常生活，他们马上就理解了。
第二是和其他学科的衔接。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学很多知识需要有其他学科的支撑。最基本的是数学；也有语文，我们讲自然语言处理时涉及词性，还有很多情境是在语文课文中找到的，比如“神笔马良”“高山流水”；讲到自然语言处理在翻译上的应用，也需要孩子有基本的英语能力。我们要从各个学科中找出一条路径。
三是表达方式。教材是我们老师和博士生写的，读的人是一个孩子。你要把语言给它降维降下去。
凤凰网：指南和读本面向全国，可能涉及城市和乡村、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学生的知识背景差异，有哪些需要统一的地方？
江波：主要是先导知识的掌握程度。全国的教材版本很多，进度不一样，我们只能找最大公约数。不排除存在一些内容上的跳跃，比如五年级的人工智能课程里涉及其他学科六年级的知识，可能需要一线老师上课时再做补充。
另外，考虑到全国各地开展人工智能课程的进度不同，现在不同年级的内容之间有一些重复。随着普及程度的加深，这个问题会慢慢解决，但过程中会有9-10年的过渡期。这是所有课改都会面临的问题。
凤凰网：作为一套小初高一体化的读本，内容的梯度是如何设计的？
江波：一个大的原则是，小学阶段重在体验，初中阶段初步学习原理，高中阶段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
还是以文生图为例。四年级是看图写话，再生成图；五年级时，我们引导学生把一两句话拓展成一段几百字的短文，增加更多的细节，让生成的画面更丰满。到了初中，我们讲文生图背后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的原理（注：“扩散模型”是一种通过模拟噪声扩散与反向过程，让机器学会从无序中创造逼真内容的生成式AI），也会举更复杂的应用场景的例子，比如敦煌文物的修复。敦煌壁画破损了，但没有人看过原来的，怎么修复？可以借助多模态大模型（注：“多模态大模型”可被视为一个“全能型数字信息翻译官”，能同时理解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并在这些模态之间自由转换、推理和创作）。这在我们初二的课堂会讲到，但如果对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讲，他们是没有概念的。
凤凰网：这门课的考核方式是什么？
江波：理想的模式是让学生们最后完成一个项目或制品。最好不要考试。我们做情境化的课程，是希望他们具备基本的人工智能素养，掌握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如果又变成考试，变成刷题，不是我们的初衷。
现在很多“机器人课”变味了
凤凰网：去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提出2030年前在中小学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您怎么看这个目标？
江波：挑战很大。到2030年，纸面上的普及可以做到，但想要实现实质上的普及，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很难。
凤凰网：难点有哪些？
江波：首先是师资问题。现在中小学老师没有学人工智能的，很多学的是教育技术，一个属于教育学的专业。这些老师可以教传统的信息技术，比如Word、Excel，少部分能教Python编程。但人工智能课不同，需要大量的数学和计算机基础——概率、统计、算法、数据结构、数据库——随便一数就有这么多。
别以为教中小学生很容易。你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很难把复杂的东西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这和教数学物理还不一样。这些学科存在了几百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学习路径，而且今天要学的内容和二十年前差异不大。但现在上人工智能课的这批小学生到了高中再看今天学的内容，会觉得是远古时期的事。
凤凰网：解决师资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培训现有教师，二是引进人才。您认为哪种方式更可行？
江波：培训现有老师更快、更直接。人才怎么引进？当然会有一些新鲜血液进来，但人工智能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去做中小学老师？我去了很多学校，老师工资低，压力大，每天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有大量行政任务，真的是靠爱和情怀发电。
师资培训也不好做。我们上学期给深圳市南山区的老师做了一个学期的线下培训，每月一次，上午讲人工智能的知识，下午讲如何围绕知识设计一节课。每一周，老师们参加完培训回去要写一份教案，其中写得最好的老师再在全区开公开课。难度不小，也得占用老师们的周末时间，但是只要做下来就有效果。
凤凰网：有什么“做下来就有效果”的例子？
江波：有一个教五年级的老师，年龄有四五十岁了，参加培训很踊跃，也很喜欢问问题。这位老师后来也参与了我们读本的编写，写的是所有老师里我最满意的，几乎不用怎么改。其实我给他布置的是很难的一节课，给六年级学生讲文生图背后的博弈论思想。他选择了囚徒困境的情境，而且设计出了一个图形化编程的小动画，又直观，又和编程语言高度联系起来，有很多他自己的思考。
我一直相信，最好的课一定来自于一线老师，不是坐在高校实验室里想出来的，是在课堂里上出来的。
凤凰网：您在各地中小学走访期间还有哪些观察？
江波：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不到一线去，很多问题你根本想象不到。
我们到全国各地试课，有成功的，也有不少失败的。有一次我们到江苏一所小学上人脸识别的课。校方说他们学校的电脑没有摄像头，我从上海买了40个摄像头带过去。上课前一晚，我们到学校试设备，发现只要同时开两三个摄像头，电脑就会卡，原来是学校机房只有一个共享显卡。我们只能半夜临时换了课的内容。这还是当地一所很好的小学，校园很漂亮，像大学一样，但走近细看，硬件和软件的水平是跟不上的。
这个例子也让我们意识到一点：不能对中小学的软硬件条件过于乐观。
凤凰网：目前一些小学开设了编程课、机器人课。人工智能课和它们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江波：编程学的是计算思维，可以被视为AI课的基础。机器人是应用层，把虚拟的、数字化的AI具象化。
但现在很多机器人课变味了。让学生拧拧螺丝，组装一下机器人，没有有意义的探究过程，这是劳动课，对思维培养的意义不大。但这是企业想做的，因为可以卖设备。学校也愿意买。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个通病：硬的可以买，软的不让买，从上至下都觉得有硬的东西放在那里、能看见就是好的。
凤凰网：一些企业也会组织人工智能相关的师资培训。您怎么看企业在普及人工智能课程过程中的作用？
江波：在我做这套课程的时候，数不清有多少公司找到我，希望把他们的机械臂、机器人融入进来。我坚决不加。我希望这门课是面向所有人的，城市的能上，乡村的也能上，所以我的课程不加除了电脑以外的任何硬件。企业和高校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呼吁，各个省市应该依托当地的师范大学，围绕人工智能课程开展培训。
凤凰网：在最基本的台式电脑也很难配齐的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课怎么上？
江波：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有次我在海南做师资培训，有个乡村小学的老师说，这门课很好，但我们那里连电脑都没有，怎么办？借助游戏活动、卡牌、象棋等形式，去电子化的课是可以设计出来的。我们的课程中也融入了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讲神经网络时，我们让五个同学站成一圈，每个人扮演一个节点，模拟传送信息，用这种具身体验式的游戏让他们理解神经网络的原理。但这对老师的要求很高，需要深度理解知识，而且能管理好课堂秩序，也要求教室具备活动的空间。
凤凰网：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是否会加剧教育不平等？
江波：我有这种担心。首先，我觉得国家要普及人工智能教育这件事做得特别好，不是小部分人先学，是人人都要学。但矛盾在于，可能越是欠发达地方的学校越不重视。
只能说通过各种政策的倾斜，比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教育的资金投入，加强当地的师资培训，鼓励高校以结对子的方式给予特定的支持，尽可能地让天平更平一点。
青少年学人工智能，有害吗？
凤凰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如此迅猛，学习资源是否会存在比较大的时滞？
江波：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节课教孩子思维链提示（注：思维链提示是一种引导大模型把复杂问题拆解、逐步思考和推理的技术），让大模型理解你的需求、你的思考方式。但上个月我和一线老师交流时，有的老师问，现在DeepSeek的推理能力这么强，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教学生写思维链提示词？当然，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但老师的这种疑问是很有代表性的。理想的状态下，我觉得无论是教材还是其他学习资源至少要每年更新一次。
凤凰网：但是纸质教材很难实现这样的更新速度。
江波：是的。所以我认为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课程，数字化教材应该被大力倡导使用。
但使用数字化教材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在出版角度，国家很看重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安全性。纸质教材的好处是要经过三审三校，而数字教材的审查机制还没有完全打通。而且这其实涉及到出版社的根本利益。虽然现在出版社都面临转型，但纸质内容还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第二个问题是中小学生能否长期接触数字化的内容。家长们普遍有几个担心：第一，担心孩子视力；第二，担心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第三，长期的数字化学习对于孩子的认知发展有什么影响，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面对这样的压力，出版方和学校自然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另外，使用数字化教材对于学校基础设施的要求比较高，要有电脑、Pad，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不同学校的生均数字终端差异也比较大，更不用说其他省市。
种种原因之下，在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阶段，数字化教材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凤凰网：除了教材，人工智能教育的普及还需要哪些软硬件？
江波：最基本的要有一个人工智能学习平台。平台的搭建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国内目前主要是腾讯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做的两个平台，前者用得最多，收费也贵，后者是公益的，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已经停止更新，很可惜。还是要有官方的持续投入。最理想的是国家统一开发一个这样的平台，但很难，需要大量的算力，也可以由每个省市将专项资金注入进来。硬件上常规的机房电脑就可以，最好是做本地化部署，更稳定。
凤凰网：谈到面向小学生的人工智能课，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青少年从多大开始接触人工智能是比较合适的？
江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的学校找我在一二年级开人工智能课程，我觉得过早了。人工智能是交叉学科，需要一些基本的数理基础，他们对数学还没有概念，甚至连对话的逻辑都没有形成，怎么学？想要启发思维可以尝试一些游戏活动，但系统性的学习我觉得没有必要。
凤凰网：家长对使用数字化教材的顾虑，同样也存在于青少年学习人工智能这个议题中，比如担心孩子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担心影响注意力。您怎么看？
江波：我不是研究（教育心理学）这个领域的，只能说一说我的观点。我们有这些担心，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是停留在以前的思维，把这个对象当作外来的、非生活必需的，甚至是有害的。但如果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了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还会觉得这些是问题吗？我说不好未来人工智能是不是必需，至少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它。
当然，社会所有的转型中教育的转型往往是缓慢的、保守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
凤凰网：AI大模型是否有必要专门开发一个青少年版本？
江波：可以开发一个适合义务教育阶段的版本，就像自行车有不同的尺寸，适配不同的身高，大模型也应该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心智。我认为有三个标准：
首先是无害。现有的大模型已经在价值观方面做了过滤，基本是安全的；第二是正确。现在大模型还不能完全做到。所以家长老师要告诉孩子，不要只看大模型的结果，要看它的思考过程；再者，有启发性。理想的模式是，孩子有疑问的时候，大模型不直接给答案，而是抛出一个个问题，引导和启发孩子。
凤凰网：201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也被称为“AI原住民”。您对他们的家长有哪些建议？
江波：第一，孩子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家长要做好监督和指导，目前它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第二，孩子到了三四年级可以开始接触人工智能，但家长也不用过于焦虑以至于“卷”；
第三，面对AI时代，家长也要提升自己的人工智能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