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e，是近年来全球互联网中最能体现“病毒式传播”的事物了。在中文互联网中，它被我们习以为常地称之为“梗”。“梗”是那些洗脑式的、被大量自发复制流传，让几乎每个人看到时都能会心一笑的文字或表情包，比如，“为什么要吃兔兔”“流泪猫猫头”……在互联网的不断流变中，Meme本身也发展成为了一类包罗万象，形式从单独的文字、音乐、视频乃至互相混合的“专门体裁”。
道金斯在他1976年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次创造了“模因”（Meme）一词。在此书的最后一章中，他用余笔提出了一个关于“模因”的有趣类比，将其比作文化传播的基因。他认为，文化元素的传播和演化可以用类似于生物基因传播和演化的方式来理解，以此能够在人类文化中广泛传播并持续存在。
同为进化生物学家的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则更进一步。1996年，丹尼特在他的著作《达尔文的危险想法：演化与生命的意义》（Darwin's Dangerous Idea：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中，相当大胆地指出，“文化以模因形式对人脑的入侵，创造了人类心灵”。这让人类（心灵）区别于动物（心灵）。
也就是说，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模因，不仅仅是理解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的关键，更是人类文化演变的真正基础。“模因”使得人类能够超越遗传基因的限制，进而产生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要理解丹尼特这番在当时看来突破性的言论，得从他这本书的标题，也就是“达尔文的危险思想说起”。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都了解到，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是一种关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翻译语）的自然选择理论。但严复在转述赫胥黎对达尔文理论的解释时更强调了“天择”，这实则是隐隐偏离了达尔文的真实思想，滑往了达尔文的怀疑者们的思想航道。
丹尼特指出，通往达尔文的真实思想的钥匙，最重要的关键词有两个——“算法过程”和“无设计者的设计”。
在他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实则是一种“算法过程”：基因变异后进行环境选择，再进行遗传迭代。通过不断迭代这些规则，这套算法可以产生极其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和适应性。作为算法的自然选择是“自组织的”，不需要任何外部的智能或预先设定的目标来指导它。
这就通向了他解读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第二个关键词——“无设计者的设计”。“自组织”的算法过程，意味着那些在我们看来相当复杂的生物结构和行为模式实际上是通过“盲目的、无目的”的自然选择过程而产生的，并非依赖于某个智慧设计者的指导。这正是达尔文的怀疑者们最深感冒犯和不能接受之处。自然选择理论杜绝了无论是神还是人的心灵智慧，在演化的哪怕某个细微之处有所援助的可能性。
丹尼特将达尔文的怀疑者们所相信存在的那种从天而降的干预比喻为“天钩”（Skyhooks），而将自然选择比喻为“起重机”（Cranes）。在建筑工地上，有时候要用小型起重机去架设大型起重机。理论上，无数起重机的叠加搭建就可以造就无比宏大的起重机。看似无比神奇、精心设计的生物演化，实际上就是通过简单的自然选择、性选择、遗传漂变等进化机制，将复杂性一层层地建立起来并放大。
达尔文的思想之所以被视为“危险”，是因为自然选择的核心法则“算法过程”和“无设计者的设计”不仅被证明存在于生物演化之中，同样适用于文化、社会、乃至哲学的演化之中。最终，它让我们对生命、意识和宇宙的理解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丹尼特将达尔文思想的这种可怕的渗透力和破坏力形容为“万能酸”（Universal Acid），就像一种能够溶解几乎所有的物质的酸一样，它能够渗透进各种学科，破坏了原来很多人们视为根基的认识和信念。自然选择思想对一切观念的腐蚀，也犹如酸蚀一样不可逆，留下一种革新后的世界观。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人公“模因”。丹尼特将模因描述为文化演化的起重机（cranes）。同生物演变中的基因一样，文化演变中的模因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脑中传播，也具有“算法过程”和“无设计者的设计”的特征。因为文化传播不受生物遗传的限制，它的传播和演化速度甚至可以远远超过基因的演化速度。
事实上，丹尼特认为人类的智慧源于“模因”这些特殊的“入侵者”。它们类似于病毒，在人类大脑间进行感染传播，“转眼间一一不到10万年的时间一一这些新的入侵者就把它们糊里糊涂的猿类宿主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机智聪慧的宿主”。
正是作为新奇怪异的入侵者的模因让人类想象出先前无法想象的东西，“在设计空间中进行前所未有的跨越”。他宣称，人类傲慢地错置了人类（大脑）和文化（模因）之间的关系，“当一种特定的动物恰到好处地被模因所武装（感染）时，产生出来的那种崭新实体通常被称作人”。
在互联网这样之前未有过的适合病毒式传播的环境中，模因的感染浪潮空前地被可感可知。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的文化，甚至说社会，不在模因的统治之下。
在进化生物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的《模因机器》（The Meme Machine，1999）一书中，她向我们展示了详实的证据，人类遏制不住的思考、语言交流，都是模因作祟。这些模因必须在人脑中不断更新，离开然后感染其他大脑，以便它们可以出于自私的原因传播自己。
于是我们不自觉地展开对话、散布谣言、传播新闻，或只是喋喋不休。无论你是个天才的雄辩家、哲学家，还是呼风唤雨的Gossip girl，你的荣耀归根结底都要归功于模因。这都是因为你体内过载的模因太渴望摆脱你，并疯狂感染其他大脑了。
她甚至往前跃进了好几大步，指出模因就是人类语言得以存在的根源，“人类的语言能力是由模因驱动的，而语言的功能是传播模因”。模因影响了人类基因选择的环境，促使基因想出一种更有效的“模因传播装置”，而这就是语言。
在互联网的现在乃至更遥远的未来，模因或许更将越发被我们所感，凸显其自身。互联网所越发依仗的“人工智能”，如丹尼特所言，“正是达尔文思想堂堂正正的直系后裔”。达尔文本人几乎预料到了人工智能的诞生。
丹尼特更是指出，与人工智能的诞生相伴随的，则是自然选择“第一次真正展示出令人赞叹的形式威力”。1959年，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IBM的程序员阿瑟·塞缪尔开发出了一个创新的西洋棋程序。这个程序具备自学习的能力，能够自行提高其游戏水平。它运行不久就达到了人类业余爱好者的水平，所展现的正是一个“极经典的达尔文式演化过程”的威力。
当我们了解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再来审视如今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数据”“训练集”“算法”“机器学习”等概念，很难不会心一笑。只是，在丹尼特出版《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的1996年，这一切还是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天方夜谭。
回过头来看，丹尼特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解读如此超前地印证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实在令人钦佩。他也早早预见了人工智能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会像达尔文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们那样涌现，“那些痛斥人工智能的人也会痛斥对于人类精神的演化解释，而这并非巧合”。
达尔文主义和人工智能之间，机器和人类心灵之间，其实并无将他们全然阻隔开的屏障，这正是人们最恐惧的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的内涵之一。“我们的心灵当然就是我们的大脑，因而说到底也只是无比复杂的‘机器’。”但人类的文明和智慧，并不会因为它们只是机器们“数百万年来无心灵的算法研发的后果”，而减色乃至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