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科技创新迫切的发展需要，一方面是突破国际技术封锁，由“中国追赶”向“中国引领”的技术创新路径迈进；另一方面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满足生活生产的高品质所需。
正因如此，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大学内的科学家单打独斗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主体，尤其是企业的通力参与。
通过校企合作，可以解决发展所需关键技术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同时基于中国现实来定义或者产生新的技术路线，形成中国创新体系最核心的能力和最适切的发展。
但是，当下教育管理部门对院校的科研任务导向偏重于专利、论文和纵向项目，在事实上并则不利于激发高校、研究者等与企业合作的动力和意愿。
因此，我们应当调整教育部门的科研任务评价导向，将“破五唯”变为“立多唯”，把专利技术应用率、揭榜挂帅合作项目、院校创办技术性企业、横向课题以及校企共建实验室等都纳入其中，自上而下释放鼓励校企合作的积极信号。
一、强化校企合作的必要性
科技创新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而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具有服务社会现实生产力的资源和能力。而高校服务社会现实生产力，既需要面对西方世界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系列手段，突破技术围堵、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又需要立足市场现实需求，解决院校理论研究与现实市场技术脱节的问题。
对此，校企合作是关键一环——企业这一主体直接面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并希望将科学研究应用在现实生产中。因此，高校和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极强的适配性和互补性，校企合作能够加速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真正将在高校产生的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但在现实层面，高校缺少动力机制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部门对高校的任务目标导向偏重于理论研究和教学需求，对与企业合作的应用研究激励偏弱。
一般而言，教育部门考评大学并以此作为大学级别和经费发放的依据，包括“帽子”人才数量、教授数量、学科点数量、学科竞赛成果、启动省部级乃至国家级项目数量、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数量等等。大学考评研究者以此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偏向课时数量、论文数量、纵向项目数量等。
从教育部门、到高校、再到研究者，由上至下的指标考核传导着重视理论研究、重视学术探讨的信号，这就使得高校和研究者缺少动力、缺少意愿和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和研发合作。
长此以往，则会进一步加剧高校科学研究与技术现实的脱节程度，持续降低校企双方合作意愿，导致技术和生产“两张皮”问题持续存在。
二、教育部门的科研任务导向不利于校企合作
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科研任务的考核偏重于专利、论文、纵向项目。其中，专利一般以授权专利数量为参考依准；论文多是以高质量代表作形式来进行考量；项目偏重以省部级、国家级纵向项目为主，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是衡量院校科研实力的一个重要象征。
但无论是专利、高质量论文还是纵向项目，实际上都偏重于科技性的理论知识，较少直接与技术市场相链接。这些都不利于面向经济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创新突破。
1. 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考评依据，缺少对专利转移转化的考评环节
在缺少对专利质量有清晰把握的前提下，重视数量或者从数量出发是造成现在“沉睡专利”泛滥，“有数量无质量”局面存在一个重要原因。
“低质量专利”往往是为一个项目结项、为一次年终考核或为一次职称晋升服务，却唯独没有为企业技术难题解决和生产效率提升服务。这恰恰印证了专利数量泛滥、“有数量无质量”的现状不利于校企合作，因为低质量专利难应用于市场、占据研究人员精力、充斥着高教系统的考评体系。
2. 高质量论文作为考评内容，缺少对论文选题的引导和关注
近年来，中国高校已逐渐从过去的论文数量转向高质量代表作来作为学术能力的评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改革。但期刊论文和技术现实是遵循不同的研究路线——期刊论文更重视原创性理论知识、基础性研究的进展，而技术现实更注重市场需求和知识的应用价值。
当考核导向集中在论文的质量上，确实会很大程度上推进技术理论的进步，但过于重视高质量论文却不利于高校与企业间的联合创新。所谓高质量论文更多是期刊排名入手，顶级期刊录入自然可以称之为高质量论文，但对于论文选题却没有过多关注。
一些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的应用型工科论文、与企业合作进行的微小技术突破，往往受限于主题过窄、缺少原创性基础理论突破等而无缘顶刊，这其实也是阻碍院校教师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的一个典型障碍。
3. 纵向项目等级和数量作为考评要求，缺少对企业横向项目的鼓励和支持
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本质上都是为科研服务，都是科研经费，但因为经费来源不同导致两者级别和层次大相径庭。
纵向项目来自政府、横向项目来自市场。
纵向项目的等级和数量，大到决定一所院校的科研水平，小到决定一名研究者的升迁考核，同时关系着杰青、优青、长江学者甚至院士等学术头衔的评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横向项目只能作为科研经费一个补充，对院校和研究者个人的发展作用较小，这种风向下，校企合作的吸引力自然大打折扣。
三、调整教育部门的科研任务导向，鼓励并推动校企合作
这里，我们仍然要肯定专利、高质量论文、纵向项目作为考核指标的重要价值。但是，可以在考核中增补一些有利于校企合作的任务导向，例如专利技术应用率、揭榜挂帅合作制、院校创办技术型企业、企业委托横向课题以及校企共建实验室等。这些任务导向在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美国的科创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128公路”和硅谷中的校企关系。“128公路”的核心是美国东北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研究型大学，这些高校鼓励科学家和研究生开发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项目，兼职咨询活动和创立企业。雷神、宝丽来以及传感器公司等就是由当地高校的师生创立的。
而加州的硅谷则是从战后的电子产业集群发展而来的，这里聚集了像英特尔、惠普、洛克希德等著名企业，它们与硅谷的高校（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弗朗西斯科分校）在共同培养人才、建立联合实验室、孵化研究成果、专利转让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硅谷的主要公司。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作者：Samyk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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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得益于密切的校企合作，美国科技创新活力才被最大限度激发，使得科技红利源源不断反馈于社会经济生产之中。
那么，如何通过上述指标来强化校企合作成效，激发校企合作活力呢？
首先，在制度层面，教育管理部门可以对高校的科研考核增加校企合作指标，并设置考核权重。
可以将专利技术应用率的高低、揭榜挂帅项目、校级技术性企业、横向课题以及校企共建实验室的数量增加到考核指标之中，丰富考核内容的多样性。
尤其对于专利技术应用率、校级技术性企业数量这两个难度明显高于其他的指标，可以增加其考核权重，从指标权重来提高院校对两者的重视程度。
其次，院校自身要成立专业化、独立性的技术与创新中心。
技术与创新中心应当享有独立的财权、人事权，且直接对接各大院系和校内实验室。同时，技术与创新中心也要邀请具有理工、金融、法律等学科背景的技术转移专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识别高价值专利、把握领域内专利质量、将价值专利对接企业，并面向企业联合开拓专利应用市场。这一点，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和效果。
当然，完整且高效运转的技术转化及应用体系的建立是艰难的，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可以在“双一流”且具有理工优势的院校进行试点援建，将试点范围集中在王牌应用型工科之上。
研究人员对于校企合作的动力和意愿也必须加以重视。对此，提升研究人员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可以在科研成果和考评时长上予以鼓励。
一是对应用型工科教师的评价。可以偏重于产业技术难题的诊断数量、专利成果的市场应用数量、与企业共建研究院或实验室的数量等。
二是将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数量也纳入考评体系之中。重视和考核横向课题的应用价值。纵向课题中也应增加对专利质量的考评要求，新成立的技术与创新中心可承接质量把控要求。
三是校企共建实验室、以技术成果创设企业等，都是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成果，因此可以放宽这些项目的研究人员考评时长。
最后，要提升研究人员参与校企合作的能力。可以尝试建立校企技术人员的“旋转门”制度。
一种方案是，就某一门类的产业应用场景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为校企双方技术人员留出两年以上的“技术假期”进行轮岗研究，给予时间和场地让双方充分了解其理论知识和产品需求。
高校的科技专家通过长时间在生产线上的熟悉和研究，可以使理论技术和实验室技术更落地、更聚焦，令其更契合工业流程和工业需要。企业的技术专家也可以进入高校。这既是加强理论学习，也令高校项目研究更接近于市场，令工科学生的培养更接近市场。
另一种方案是共建实验室。将实验室的技术研究直接落到企业生产车间，让高校技术专家、企业技术专家直接面对面就技术进行合作，对生产线进行调试，同时共同培养学生。
四、从“破五唯”到“立多维”，明确教育部门科研任务导向
专利技术应用率、揭榜挂帅合作制、院校创办技术性企业、企业委托横向课题以及校企共建实验室等指标，既能够验证高校对校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程度，也能够验证高校技术转移机构是否健全和完善。
自上而下的制度传导，能够反馈出高校的研究人员对校企合作的意愿是否强烈，是否具有与企业合作的能力等等。
因此，将上述指标纳入教育部门对高校科研能力的考评体系中，能够向院校传达出鼓励校企合作的积极信号，并激励院校研究人员将一部分视野转向市场需求之中，进而回应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
在“破五唯”教育评价改革的当下，我们认为应当实现“立多维”评价体系。仅就科研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帽子之外，将专利授权、成果转化及应用、高质量论文、纵向项目、揭榜挂帅项目、校级技术型企业、横向课题、校企共建实验室等都纳入到多维指标之中。
一方面，多维指标体系的建立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不同技术路线的研究者都能够有评价抓手，使指标更具整体性和科学性。
另一方面，提高各界对校企合作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激发校企合作活力来解决西方技术封锁的现实困境，同时回应经济社会的现实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