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对中国手机品牌屡次施加严苛审查的2023年年底，中国厂商又一次遭到了来自印度政府的打击。
据路透社报道，在此前逮捕了数位vivo高管后，近期又有两位vivo资深员工被印度执法局逮捕，这两位被逮捕的vivo员工都没有披露具体身份信息，但将在今天正式出庭接受审判。
两个月前，印度执法局已经逮捕了包括CEO、CFO在内的四名vivo印度的高管（其中一人为中国籍），即使印度政府对中国手机品牌的审查与资金扣押在近年已成常态，但拘捕顶级管理层以及中国高管仍属首次。
截至目前，印度金融犯罪执法局尚未就vivo涉嫌洗钱的事件给出具体证据，但这已经不是今年vivo第一次在印度遇到资金被扣押的处罚：今年七月，印度当局突击搜查了vivo旗下位于印度的数十个办公室，并查封了与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00多个银行账户，其中包含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
据知情人士介绍，虽然在vivo提出上诉后，设法恢复了这些账户的访问权限，但却被要求向印度政府支付近1.2亿美元的保证金——保证金本身已经远超账户实际金额的两倍。
这一罪名此前也多次出现在中国手机品牌身上：此前，去年四月印度在扣押小米一笔约7.25亿美元的款项时，金融执法机构声称小米的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法》第4条：该条对购买、拥有、占有或转让位于印度境外的外汇、外国证券或不动产施加了限制。
一、中国军团征战印度
在早期筚路蓝缕的市场开拓后，中国手机品牌如今在印度已经占据了近60%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仅市场份额前五中，小米、vivo、Realme（真我）与OPPO就包揽了其中四席。仅2023 年第二季度，四家共计出货超过1980万台智能手机。
但印度本身的营商环境对制造业并不友好：印度当地繁琐的征地手续与昂贵的电力费用，都让严重倚靠这些的电子产品制造业对这片土地望而生畏。这是即使莫迪长期以来大力推销“印度制造”概念，仍然少有大型外国制造业真正落地的原因。
但这些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至少在过去都没有阻止中国代工厂前往印度设厂淘金的热情：在iPhone 15系列开始生产的去年四月，在苹果的要求下，富士康从派往印度大批中国员工，在位于泰米尔邦的工厂中克服语言障碍，帮助其突破良率瓶颈。
在iPhone 15试生产正式开始的六月，富士康的中国老师让印度工人习惯了更能跟上苹果节奏的“富士康模式”。iPhone 15系列也最终成为首代同时在中国与印度总装的iPhone旗舰。这一改变让不少印度人感到鼓舞，在社交媒体上用“iPhone15印度造”的标签发文庆祝。
但富士康在印度遇到的挑战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今年7月，富士康宣布退出一项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建设芯片代工厂的计划。据报道，富士康最终决定退出该项目的原因，与项目在基础设施的落后有关，当地很难提供足够支持芯片代工厂正常运行的电力与水资源设施，当地政府也并不愿为新工厂而出资修建相关配套设施，导致项目预期成本陡增。
富士康在印度遇到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智能手机制造业进军印度遇到问题的缩影：小米、vivo、OPPO均在印度设立有工厂，如今小米已经在印度拥有了七座工厂，在印度销售的手机几乎全部来自印度本土代工厂制造。雷军本人也曾多次到访印度，宣传对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政策的支持。
据了解，如今根据莫迪政府的要求，中国公司如果想在印度建立新的代工厂，只有印度本地资本持股 51%以上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对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本土总装的机器中，也加入了需要使用来自印度本土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的相关隐形条款。
如今，围绕着印度制造诞生的智能手机供应链已见雏形，但在大多数关键零部件领域相比中国仍有不小差距，这是印度政府不断施压敦促中国手机品牌使用更多印度零部件的原因之一。
小米也曾试图从拥抱印度本土供应链的角度，来尽可能地获取印度政府的青睐，并在今年五月与印度本土供应商Optiemus Electronics签订了合同，为小米生产颈挂式蓝牙耳机，即便这种在印度销量相对较低的产品从中国直接进口成本更低。
二、无法可依的印度监管
中印商业交往中，政治几乎是每一位参与者都无法避开的关键因素。
在去年四月小米在新德里被印度执法局冻结7.25亿美元资金后，按照小米印度给出的解释，这笔资金汇出属于是小米印度付款给美国高通公司的专利特许权使用费，此类使用费支付是消费电子领域跨国公司常见的汇款事项，属于全球智能手机使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通行方式。
此次事件发生后，代表苹果、亚马逊、高通等公司利益的游说团体“印度蜂窝电子协会”在五月也敦促印度政府对此案进行干预，声称执法机构对专利费的运作方式缺乏基本了解，但迄今为止，小米的这笔款项也并未解冻。
此次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来自网友各种愤怒发言，甚至有人希望中国政府立法：禁止中国企业在印度进行投资。
但这或许正是印度政府的目的之一：与中国经济“脱钩”成为莫迪政府的目标之一，为此莫迪内阁曾多次召集印度最高部委，讨论如何从中国减少进口产品。同时限制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大幅收紧对中国手机品牌/软件开发商的审查也是从同一时刻开始。
在6月15日，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仅在两周后，印度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屏蔽了包括微信、Tiktok在内的近60款中国开发应用，两个月，后这一数字达到了118个。
在这次事件中，小米手机内置包括“小米社区”“小米浏览器Pro”“小米视频”等数款应用都在列表中，这些软件生态是小米一直引以为傲的互联网服务的核心，这套模式也是早期小米商业模式中的重要部分。
“这些应用已经成为（小米印度）一项很重要的业务，可以说是当时除硬件之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一位小米印度前管理层员工在采访中告诉媒体，彼时小米已经在印度拥有了超过3000万日活跃用户，被禁止对小米软件业务在印度的发展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
除了自营App服务外。同样有名的中国应用UC浏览器也被印度政府屏蔽，这些App同时也是小米在印度售出的手机中付费预装的App。这位前小米印度员工表示，每一台预装这些第三方App 的小米手机到达用户手中，应用开发商都需要支付给小米一次10美分- 20美分不等的费用，如今这笔收入也大打折扣。
即使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对此类事件多次发布警告，称对在印中国企业的调查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在外国投资者中的声誉，并扰乱“正常商业活动”，但印度当局似乎并不在意这些警告。并在去年五月与今年六月两次驳回了小米归还这些扣押款项的请求。
这位熟悉小米印度运营情况的前员工对此感到悲观，认为这笔被扣押的7.25亿美元，在今年六月印度政府的“通知”之后，已经处于实际意义上的没收状态，几无收回可能。
回顾历史，在印度监管机构对中国手机品牌的一系列指控中，“逃税”“洗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罪名，印度财政部在2017年至2023年六月期间共计提起了13起关于洗钱的指控。按照过去在印度此类事件的惯例，即使资金现阶段属于被冻结的状态，但一旦指控正式成立，这些被冻结的资产都将被没收。
去年7月，印度执法局突袭了vivo位于印度的办公室及其相关人员，声称破获了一起涉及中国公民和多家印度公司的重大洗钱活动。随后表示vivo “非法”向中国转移了624.7亿卢比（约53亿人民币），以逃避在印度的纳税。
迄今为止，印度金融监管机构已经累计扣押/冻结了小米、vivo与OPPO超过800亿卢比（约合68.7亿人民币），但直接抓捕印度分公司包括CEO/CFO在内的中国籍高管，这仍是第一次，这或许意味着印度当局对中国手机品牌严苛审查的进一步升级。
一部分人已经嗅到这种不正常审查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OPPO员工早先对记者表示，由于签证问题，以及担心印度政府会采取包括拘留在内的人身限制手段，OPPO印度目前的中国籍高管已经不会前往印度当地办公。此次vivo高管被逮捕似乎印证了这种措施的“先见之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手机品牌并非对印度政府对其审查手段全无认知。
这位OPPO员工甚至对记者表示，在“印度赚钱印度花”的监管层系统性的打压背景下，中国手机品牌尝试通过其他手段来将印度市场的收益输送回中国，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
但对于手机厂商来讲，印度就像是一片充满诱惑的陷阱：印度市场的体量几乎难以寻找同等替代，现在撤出几乎是将这片几乎是中国品牌手把手扶植起来的市场拱手让人，这是中国手机品牌历经磨难坚持投资印度，也不愿意放弃这片市场的根本原因。
现在断定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败退”还为时尚早。即便如今中国手机品牌整体市场份额有所滑落，让三星重夺市场份额第一，但仍然占有超过半数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因此无论是小米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亦或是三星还是富士康，都没有从印度完全撤离业务的计划。
但智能手机制造业天然重资产运营的模式，加上印度政府对于电子设备进口高昂的关税壁垒，让中国手机品牌几乎没有任何选择轻资产运营的可能。
因此，博弈仍将继续，即使这看起来更像是印度政府的刀俎对鱼肉的单方面收割，中国手机品牌寄希望于印度的政策改变，但等来的是愈加严苛的审查与资金冻结。而印度政府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手机厂商与代工厂将供应链技术与工作机会带入印度，但又不得不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并设置种种门槛。
这样的现状，注定了印度政府会不断试探中国手机品牌的承受能力底线，在搜查办公室、冻结/扣押资产，以及逮捕高管等行动上逐渐加码。谋求让中国手机品牌逐渐由内到外，变成真正的“印度手机品牌”。
如果中印关系短期内难以得到缓和，或是印度的营商环境最终并未改变，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淘金梦，最终迎来的也只能是幻想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