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硅谷的创始人们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起先，民宿巨头爱彼迎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在一个讲座中吐槽，在爱彼迎的扩张过程中，许多人建议他“雇佣优秀的人，并给他们空间去完成工作”。
Chesky一开始采纳了这些建议，但效果一言难尽。
在意识到放权很可能会搞垮公司之后，Chesky迅速转变了管理思路，之后积极参与爱彼迎的运营工作，确保公司不会做出格的事情。Chesky称，他从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身上获得了一些灵感，后者对产品设计、用户体验和市场营销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求达到完美。
讲座之后，硅谷投资教父、YC联合创始人Paul Graham将Chesky的演讲写进了一篇博客文章，并提出了“创始人模式”的概念。他表示，相较于只通过下属掌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亲力亲为的创始人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文章一经发布便很快在硅谷发酵，引发了创始人们的强烈共鸣。
电子商务巨头Shopify创始人Tobias Lütke在X平台发帖，表示自己有同样的遭遇，呼吁“所有行业都该有公司采纳创始人模式”。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转发了这篇文章，表示“值得一读”。
有人还贴出了中国观众熟知的“侃爷”、美国知名说唱歌手KanyeWest几年前发布的帖子，“侃爷”名下覆盖音乐产业、时尚品牌、房地产、运动品牌等众多产业。
本次讨论的核心是：在初创公司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创始人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是深入到公司运营的每一个细节，还是转向宏观的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来推动公司的发展？
传统的商业思维偏向于后者。即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创始人通常会将日常运营工作授权给直接下属，自己则作为“职业经理人”参与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
然而，在Graham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创始人模式”的呼声在硅谷逐渐壮大。
创始人VS经理人
在这篇题为《Founder Mode》的文章中，Graham表示，Chesky的方法很有效果，爱彼迎现金流利润率目前在硅谷名列前茅。
Graham写道，相较于只通过下属掌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亲力亲为的创始人更有利于一家大公司的发展。
Chesky对创始人模式也深信不疑，他认为创始人比经理人更适合管理公司的原因有三：
爱彼迎曾在疫情时期遭遇重创，并一度退出中国市场，作为留在公司的唯一一个联合创始人，Chesky领导了一轮大规模裁员，重新调整公司业务重点，试图将爱彼迎拉出泥潭。
然而，全球经济尚未摆脱衰退阴霾，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爱彼依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窘境：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1%，净利润同比下降15%。
爱彼迎股价自2020年IPO以来已下跌逾17%。
对于职业经理人模式，Graham文章也有详细的解释：
然而，创始人们的体验感普遍不佳：
Graham写道：
创始人模式并非“西瓜芝麻一把抓”，Graham指出，创始人不能以管理20个人时的方式来管理2000人的公司，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权。
也就是说，创始人确实需要雇佣能力的管理者，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创始人Jessica Lessin指出，乔布斯依赖库克来监督苹果最关键资产之一的制造业务。
硅谷：创始人的圣地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硅谷的权利天平更倾向于创始人，许多科技巨头都拥抱了创始人模式，包括乔布斯时代的苹果、英伟达、特斯拉、Meta和OpenAI等等。
据悉，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有多达60个直接下属，马斯克则深度参与了特斯拉、SpaceX等旗下众多公司的运营。
前亚马逊和Meta高管Dan Rose表示，杰夫·贝索斯和扎克伯格“都属于微观管理者，深入产品和业务的细节。他们从未设定过自主权的期望，他们解雇了任何抵制他们监督的人”。
美股“七巨头”中，目前只有微软和谷歌属于职业经理人模式。
初创公司投资者Henrik Torstensson认为，萨提亚·纳德拉领导下的微软，可登上职业经理人模式的“名人堂”。
而在科技行业之外，将星巴克从一个西雅图本地咖啡连锁店打造成全球巨头的Howard Schultz也符合这一模式，他以亲力亲为著称。
当然，创始人模式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失败案例。
“加密货币之王”、FTX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am Bankman-Fried，以及新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Elizabeth Holmes最终锒铛入狱，公司双双崩盘。
创始人和资本的博弈
不同于创始人主导的硅谷，在公开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一般由华尔街的资本决定。
有数据统计，像贝莱德、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和先锋集团这样的投资公司，管理着超过20万亿美元的资产，并控制着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超过25%的投票权。
长久以来，在华尔街资本的推动下，美国上市公司掀起了一阵声势浩大的“股东民主”运动。
关键立法中，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引入了包括年度董事选举、多数投票制、股东提名董事权、高管薪酬表决、CEO与董事长角色分离以及增强董事会与股东互动等重大变革，旨在提升公司透明度和股东参与度。
因此，当一家创业公司酝酿上市，创始人要与资本进行激烈的博弈。
为确保创始人和核心团队保持较大的控制权，科技公司倾向于采用双重或多重类别股票结构。
这种做法始于2004年谷歌IPO，当时创始人拉里·佩奇在IPO时的公开信中阐述了这种结构的合理性。
佩奇写道：
自谷歌IPO以来，许多科技巨头采用了多重类别股票结构，以保持创始人和管理层的控制权。但这种做法在公开市场上引起了股东的不满，由此催生了两个主要趋势：
一是大约45%的新上市公司采用了多重类别股票结构；
二是引入“日落条款”，允许在特定时间后或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如创始人持股比例下降）取消多重类别股票结构。
根据WSGR的报告，硅谷最大的150家上市公司中，有近三分之一采用了多重类别股票结构，并且其中绝大多数都设有“日落条款”，以平衡创始人控制权和投资者利益。
自生成式AI赛道爆发后，硅谷的AI创业家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掌权。
一方面，一些AI初创巨头开始采用替代性公司结构，这些结构可能削弱它们对投资者的责任。
例如，有报道称，OpenAI可能在下一轮融资中调整公司结构，估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苹果和英伟达加入微软成为投资者。当下，OpenAI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控制着一个有利润上限的实体。
一方面，其他AI公司如Anthropic、xAI和InflectionAI选择注册为公共利益公司（PBC），专注于造福人类的使命。这一趋势的影响尚不明确。
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作者：卜淑情
